東西問·中國觀｜干春松：世界紛亂，中國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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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中國觀)干春松：世界紛亂，中國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北京10月23日電 題：干春松：世界紛亂，中國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記者 張素 張蔚然
北京環(huán)球影城近期向公眾開放，以好萊塢大片為設計原型的變形金剛基地場面火爆。“變形金剛”故事所展現(xiàn)的問題沖突，被認為是電影對現(xiàn)實世界的投射——各國是選擇做守護公平正義的“擎天柱”還是訴諸霸道暴力的“威震天”？
尤其是，隨著中國國力發(fā)展和國際地位上升，一些西方人士在看中國時套用西方殖民時期的邏輯認為，一個國家要強大，則必然要通過對外行使霸權獲取超額利益，中國也不會例外。
中國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干春松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以跨越中西的眼光解讀為何“胸懷天下”的中國卻敢言“永不稱霸”，不認同“國強必霸”。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古至今，“胸懷天下”代表了中國人對自身和秩序的理解。中國為何能形成“天下觀”并傳承至今，歷史上中國搞過霸道霸權嗎？
干春松：擁有數(shù)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中國一直秉承“協(xié)和萬邦”的理念。支撐這種理念的是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天下”一詞在先秦文獻中就被廣泛使用，不僅包括地理和制度上的“天下”，也包括價值意義上的“天下”，依托儒家對和諧秩序的價值體認，認為不同的文明之間可以通過文化傳遞而實現(xiàn)共生共存。這種價值也體現(xiàn)為“王道”對于“霸道”的矯正。
“天下大同”“協(xié)和萬邦”等觀念是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當時的各城邦國家，在逐鹿中原過程中，更注重以更高的文明令人“心悅誠服”地“遠者來，近者悅”，來建立一個共同體，這也是儒家“天下觀”的源頭。
不難看出，中華文明的演進方式與西方早期在地中海等地出現(xiàn)的文明不太一樣。從埃及、羅馬到波斯，這些文明很大程度上以“取代性”為特色。儒家則強調“共存”，很多民族在中國的土地上，互相吸收融合，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fā)展。
儒家思想摒棄“霸權”“霸道”，主張超越國和家的“天下為公”愿景。儒家的天下理想不否定“國家利益”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合理性，但不能將“國家利益”視為終極性的價值，而是追求人類共同利益的“天下”目標。
天下秩序從來不基于統(tǒng)治疆域的大小，而是建立在道德示范性的仁政秩序。從歷史的維度看，霸權霸道絕不是中國人所追求的“世界觀”，中國所走的絕不是“國強必霸”之路。
中國古人將天下秩序視為處理各民族關系的最高價值，這一方面使后人能基于這樣的文化的根性對現(xiàn)實的不完滿保持批評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也賦予文化“自省”的態(tài)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賞，這在我們對待外來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態(tài)度上有著充分體現(xiàn)。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中華文明有“自省”的態(tài)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賞，從歷史維度看，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如何兼收并蓄并相得益彰？
干春松：中國古代有“存二王之后”的制度安排，意思是王朝更替時要在某一個地方保留舊朝文化，這種制度安排，事實上造就了不同制度和文明形態(tài)的融合。更值得肯定的是，這肯定了文明文化之間絕非“消滅”與“被消滅”的關系，而是不斷累積不斷豐富的過程。
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的典型事例是佛教的傳入。東漢末期佛教傳入中國時，古人并未特別大驚小怪，因為對于有“天下觀”的中國人來說，文化“無外”，文化的邊界是無限的。
古代中國人發(fā)明了“格義”的方法去理解佛教，也就是說從本土的道家和其他文化資源去接受佛教。大量的佛教經典翻譯成漢語之后，佛教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在審視、吸收和批判過程中完成了佛教本土化。
與佛教類似，基督教、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后，中華文明均對其接納吸收，變外來宗教為中國化宗教。如果說不少西方人認為戰(zhàn)爭是文化理解的一種方式，中國人則認為不同文化應在磨合過程中實現(xiàn)兼收并蓄繁榮發(fā)展，健康的融合不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一方未曾從另一方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那么這樣的“融合”并無價值。
在“走出去”交往方面，中華民族堅持交往合作而非侵略擴張。2000多年前，中國人開通絲綢之路，推動文明平等交流；600多年前，鄭和七下西洋足跡遠達非洲，在這些過程中，中國人并未有殖民之企圖，而是以物質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來融入當?shù)亍?/p>
不同的文化應當通過對話溝通取長補短，而非走向“文明的沖突”。“美美與共”的自覺，不僅是對中華文明自身精神特質的闡發(fā)，也可以為處理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之間關系提供價值支撐。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西方對“霸道”的認識有何不同？一些西方人為何會產生“國強必霸”這樣的對華誤讀？
干春松：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厘清楚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邏輯原理。17世紀中葉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奠定了以民族國家為基石的現(xiàn)代世界治理體系。它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一起，構成了充滿戰(zhàn)爭和掠奪的“內外有別”的秩序。
民族國家體系所內含的本國利益優(yōu)先的立場使得國家的對外功能完全服務于對內功能，強勢國家得以通過經濟和軍事等手段掠奪其他國家，構建起全球差序格局，這種事實上的霸權體系與中國的天下觀念在價值上迥然不同。
為了適應這個新的世界，中國現(xiàn)在也是民族國家的一員，但我們始終站在“和平、包容、開放”中華文明根性的高度，反對西方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掠奪，也不認同霸權體系。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關心、同情和幫助欠發(fā)達國家，不與“霸道”為伍。因為霸凌的世界秩序違背了儒家“天下為公”的精神，也不會是人類理想的秩序。比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處理中東地區(qū)危機的時候，不顧當?shù)氐奈幕A，強行制度移植，這些實踐的后果都給當?shù)厝藥砹司薮蟮耐纯唷?/p>
追求人類和平是有識之士的共同愿望，比如康德就提出過永久和平的愿景，哈貝馬斯也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啟發(fā)人們以超越民族國家的高度去思考人類的共同利益。在氣候變化、流行傳染病等全球性問題面前，霸權體系不僅無力解決，更暴露出自身的不可持續(xù)。
一些西方人從“沖突不可避免”的認識出發(fā)看待中國，得出中國“國強必霸”的判斷，這是套用自身邏輯來解讀中國，結果是陷入價值觀的誤區(qū)，暴露了這部分人既不理解中華文明的根性，也不熟悉中國發(fā)展史，此種“傲慢”與“偏見”必須摒棄。中國人對國際合作有自己的價值堅持，各國之間利益的平衡是重要的，但人類應在利益平衡基礎上追求價值的平衡機制，增進文化的相互理解。
中新社記者：中國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與傳統(tǒng)的“天下觀”有何關聯(lián)？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思考為人類文明互鑒帶來哪些啟示？
干春松：民族國家體系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這樣的體系會忽視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近代以來的數(shù)次戰(zhàn)爭，都是這種體系內在矛盾的體現(xiàn)。近幾十年來出現(xiàn)的國際性組織和地區(qū)性的聯(lián)合組織都是從“超國家價值”的角度來運作的，這都是試圖構建共同體的嘗試。
中國人愛講同呼吸、共命運，中華文明推崇“四海一家”“包容開放”，這為全人類拉緊禍福相依、安危與共的命運紐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隨著全球化深入，當前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關系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如何處理國家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成為國際關系的突出問題。近來發(fā)生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讓許多人感嘆“文明沖突”的預見，然而站在中國文明的角度，并不是要驗證文明沖突預言的準確性，而是要尋求避免沖突。對此，蘊含儒家仁愛觀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呈現(xiàn)出的局部利益和整體關切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可以為我們理解人與人、個人與國家、國家與人類、人類與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提供借鑒。
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提出是有深厚文化基礎的，是中國人整體思維和天下情懷在處理多元文化關系時的典型體現(xiàn)。
如果我們從長時段的眼光來看待人類文明之間的交往，可以發(fā)現(xiàn)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都經歷過沖突甚至排斥的過程，正是在碰撞沖突中人類學會了和平相處。因此我們應當努力通過對話與互鑒實現(xiàn)相互了解。在文明的互鑒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經驗，發(fā)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這是各國都需要的“文化自覺”。
對中國而言，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世界的潮流進行有機結合，將使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價值觀為人類理解自身的可能前景、創(chuàng)造共生的環(huán)境提供一種東方智慧。(完)
受訪者簡介：
干春松，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儒家哲學、中國政治哲學等。著有《制度儒學》《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王道政治與天下主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