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份存活長達13年的“假刊”終結了。這份名為《北京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在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曝光下，露出了沒有主管單位、主辦單位且在出售版面、大肆斂財的尾巴，隨后被相關部門亮出紅燈，予以注銷。
“假刊”被踢出了正規軍的隊伍，其身處的高校學報群體卻暴露在了公眾的視野下。
在中國9000多種期刊中，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約占四分之一，有2800余種。其中，高校社科學報又占據了半壁江山，但其論文產出數量和相應的影響力卻不成正比，按照《中國學術期刊綜合引證報告》數據，高校學報的平均影響因子僅為0.1102，是全部學術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0.2227的49.5%。
于是，教育學者熊丙奇將高校學報譏稱為“最大的垃圾產地”，“造成了極大的社會浪費，而且造成了我們國家文科學術產品質量非常惡劣的名聲。”
如今，中國論文數量已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引用率卻排在100名開外的尷尬境地，作為論文高產地的大學學報，能否逆轉這一尷尬局面，洗去“垃圾產地”的惡名，值得高等教育界深思。
為提高引用率高校學報相互轉引
東北師范大學學術期刊社主編王亞范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社科學報的一個大問題就出現在“小”和“弱”上面：發行量小，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小，相應的學術影響力小；質量弱、實力弱，在學術評價體系中的地位弱，“難與中國社科院所辦的綜合性雜志相比，更別說與各專業雜志抗衡。”
原因很簡單——刊發的內容質量差。大量的低水平稿件、人情稿、關系稿、權力稿刊登在學報上，學者們對學報的批評不絕于耳。早在2006年，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葉繼元教授就統計過：在目前初步認定的2700種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中，竟有約500種學術期刊在7年中沒有被引用一次。
這只是硬幣的一面。硬幣另一面則是在社科學報領域，對高引用率的重視，以及過分重視之后的學報異化。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副編審曾新撰文表示，一些高校社科學報為爭取在期刊評價中獲得較高位次如進入核心期刊系列或在核心期刊排名中位居前列，便一味追求期刊評價指標的提升；或者僅僅為滿足某些作者追逐學術地位、評獎、評職稱、搞課題的需要，降低甚至忽視文章的學術水平。
具體來說，對文章能否被引用和被轉載的預估成了文章是否發表的重要考量指標。曾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為典型的特征是“名人效應”和“扶強不扶弱”。“對待名人的稿件來者不拒，只要是知名人士，無論稿件內容如何，學術質量如何, 哪怕只是一篇普通的會議發言稿都樂于登載。”曾新說。
更為重要的是，為提高轉引率，有的學報要求作者在引用文獻中引用該學報曾經發表過的文章，甚至有數量的要求。此前，國內就有一本學術期刊曾經提出，如果想在該期刊上發表文章, 就必須在文章中引用該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50次以上。
一種“循環”就這樣誕生了：幾個學報之間事先約定，互相轉引，以提高他引率。湖北某重點高校編輯部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這種情況多了，引用率高的文章學術水平未必真的高，而這正是學術期刊異化的后果，說得重一些，就是攪亂了整個論文的評價體系。”
學報成行政權力染指學術的縮影
學報期刊上出現一些含有水分的文章，在外界看來通常是“學報審稿不嚴”，甚至認為期刊把刊登論文當作創收和謀利手段，才導致被刊發出來的低劣論文層出不窮。
王亞范向記者透露，高校學報中有這樣一種現象，有的教授原本“基礎不怎么樣”，但評審時間快到了，急于出論文成果，于是期刊只好“放放水”；有的老教師都要退休了還沒評上教授，教學水平還行，但論文“拼了大力氣”才完成，而且選題和質量都“不怎么樣”，這種“個別情況”期刊也得“照顧照顧”。
事實上，“照顧”最多的卻還是那些行政領導干部。湖北某重點高校編輯部的老師說，在當今大學，學者們憑借自己的學術聲望, 可以獲得一定的行政權力，即“學而優則仕”；而掌握著行政權力的官員，也可以通過自己掌握的權力和各種資源，獲取學術聲望來穩定并提升自己擁有的行政權力，即“官大學問大”。
這一點在高校學報陣地尤為明顯，《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就曾以“變革中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為題做過這樣的論述：長期以來，社科期刊特別是高校學報被定義為主辦單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單位科研人員發表學術成果的園地。在民間，它則被稱作是本單位教授、副教授的搖籃。
更進一步說：從經營運行來看，高校學報只是一個發表論文的機器，一些高校領導和關系戶優先開采學報資源，通過這條內部生產線，實現論文的流水發表。
本是學者交流平臺的學術期刊，近年來卻出現了不少“非學者”的身影。“發論文的不僅僅是教授，有的是企業的、事業單位的、搞行政的等等，但他們都不是教師。”王亞范說，這些“非學者”往往為了職稱評定就會加入“攢論文”的行列。
高校學報變成高校行政權力的尋租之地，學報交易的情景成為行政權力染指學術的一個典型縮影。
究其原因，王亞范告訴記者，學報作為學校的行政部門，人、財、物權都是由學校的相關部門掌控，自身沒有決定自主權。這就導致了學報管理體制的行政化，學報都成為本校教師發表學術成果的“自留地”。
不解決學術獨立性，就沒法談期刊獨立性
也有人將矛頭指向學術評價制度和職稱評定制度的失當，使得高校社科學報走上“重量輕質”的道路。王亞范就向記者舉了個例子：“聽說一位教授在3年內沒有在一級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三到五篇，就不會被某校繼續聘用。”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近些年見諸報端的也不少。用王亞范的話來說，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每個被冠以專家身份的人都在呼吁評價體系要改變，但為何那么難改呢？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是：在專家身份的背后，不少人在現實中還有行政領導的頭銜。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熊丙奇給出了一個較為清晰的邏輯——
學報異化的問題歸根到底還在于高校行政化。他表示，目前的社科學報考核更多的是一種行政化的評價方式，論文數量、SSCI引用等等，這種急功近利的考核方式只是方便了考核一方即手握行政權力的人，而從中受益的同樣是這一撥人。因此，要改變這種評價方式，就必須從行政管理方開刀。
“學報異化的問題在于，大學都不是獨立的，沒有真正的學術自治，那你怎么推進學校內部的機構擺脫行政的干擾？”熊丙奇告訴記者，比較理想的方式是，學報期刊讓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去辦，以保持其獨立性。
這一點可以用教育部在“名刊工程”上的嘗試為例。在王亞范看來，該工程的推出，是想通過評比建設一批名刊，帶動整體學報的發展。但是，由于評比的要求條件較高，追求大而強，不少地方院校學報認為“距離較遠而缺乏信心”，因此難以起到激勵的作用。
《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仲偉民認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實施，對改變學報的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只能影響到少數高校學報，主要是名校學報。而絕大多數學報依然故我，看不出明顯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其多數名刊都被部屬院校學報所占據。
正如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所說的，為什么明顯不合理的評價制度可以通行無阻？因為中國的學術權力并不在學術共同體手中，而在相應的行政機關掌握中。所以，要打破這個學術習慣，則需要學術權力向學術共同體回歸，但這在短期內很難實現。(記者 邱晨輝 實習生 饒懿 魏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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