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親屬拆遷株連干部背離政治常識

　　日前，山東聊城東昌府區(qū)將40多名公職人員的飯碗，與這些人在柳園街道陳莊村親屬的房子掛上了鉤，聲稱這些親屬如不能在元旦前“做通工作”，同意拆遷，相關公職人員將被免職，“不用來上班”。有關區(qū)領導在回答質疑時，竟聲稱“政府做的事就是合理合法”。

　　明眼人一望即知，這件事僅從表面上看，就已經(jīng)有兩處明顯違反常識。

　　首先是“株連”。

　　且不說這個拆遷項目是否真的“合理合法”，那40多名飯碗岌岌可危的公職人員，并無一人在拆遷范圍內(nèi)有住房，拆遷所涉及的，僅是其親屬的房子，他們既無義務去說服親屬，更無勸人拆房未遂，就得自己砸飯碗的道理。

　　封建社會的確存在株連之法，如秦代規(guī)定“謀反者夷三族”，唐代推至“九族”，明成祖殺方孝孺，又加上朋友，成為“十族”；自秦漢推行保甲制，也規(guī)定一人逃避征兵、繳稅或服役，全保甲都要“連坐”，這項制度直到國民政府時期仍在采用。

　　但即使在封建時代，人們也尖銳批評這種做法，并提出了“罪人不孥”的主張。北周時曾制訂法律，規(guī)定一家有人盜竊，盜竊者及其鄰居十家全部斬首，政治家蘇綽就指出“盜尚不可盡誅，況鄰居乎”，迫使皇帝廢除了這道苛法。進入近現(xiàn)代，株連這種野蠻制度，早已被社會唾棄，“一人做事一人當”已是婦孺皆知的常識。

　　然而，東昌府區(qū)的領導一意孤行地推行株連做法，不管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背后的驅動因素，恐怕都脫不了一個“利”字。

　　其次是“政府無過錯”說。

　　只有在封建帝王時代，才會有人鼓吹“只有臣錯無主錯”，但就算在封建帝王時代，一些開明的帝王也會下“罪己詔”，坦率承認施政中的錯誤。至于當代社會，就更不存在無過錯的政府———改革開放之初，中共中央就通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承認了黨和政府在某些特定歷史階段的過失、錯誤，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曾為“十年改革忽視教育”而公開承認錯誤，此后的歷任領導人，也時有為某些政策性失誤而檢討的。“政府做的事”不一定都合理合法，這早已成為政治常識。

　　東昌府區(qū)的領導說出“政府做的事就是合理合法”這種反常識的話，并以這種反常識的理論為依據(jù)，去做更反常識的事，豈不是荒唐到家？

　　在2009年里，這類反常識行為并不鮮見，如質問記者“為黨說話還是為老百姓說話”、為“釣魚執(zhí)法”粉飾回護、在彭宇案中“按常理”判決樂于助人者敗訴等。這些反常識行為接二連三發(fā)人深省。如果這些真的是常識普及的問題，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普及政治常識還任重道遠；如果這些并不僅僅是常識普及的問題，而涉及更深層次的利益問題，就更需要追根溯源。畢竟，常識不可違，民心不可背。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類似的反常識行為，能少些更少些，直至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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