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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9日，一名正在玩耍的小寨村兒童。本報記者 張鵬攝
5元一瓶的劣質白酒下肚，沙啞地唱起“花兒”，李尕猴的眼睛里才會放出異樣的神采。
29年前一個陰冷的冬天，李尕猴帶著7歲的兒子流浪成都街頭。李尕猴抱著二胡，反復拉著從電視上學來的幾首曲子，兒子則伸出凍紅的小手，向行人乞討。“受過的罪大了，那時候人們只給幾分錢，給幾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肅省岷縣小寨村，因被媒體稱為“中國第一乞丐村”而聞名全國。
由媒體拼接的圖景里，這個村莊八成至九成的農民像候鳥一樣，在貧瘠的鄉村和諸如濟南、青島、沈陽、南京等東部沿海發達城市之間季節性遷徙乞討，“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這個另類成名的村莊是否還延續著它不光彩的傳統？媒體拼接的圖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實地探訪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難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類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這個村莊最為貧困的家庭目錄中。包括世界銀行貸款單在內的5張逾期貸款催收的通知單，還躺在他家破舊的柜子里。原因很簡單，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沒要下(去)”。
如今李家棲身的這間磚木混合結構的房子，寬3米，長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蓋房的錢來自政府的救助。環顧四周，他家最值錢的家當是一臺21吋的創維電視機。兩把海綿裸露在外的沙發是別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爐子也是經過“特殊處理”的——在爐膛的上面，放置著一個鐵制的爐條，煤只在爐條上燃燒。這樣做是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學，是李尕猴這輩子自認最正確的一次決策。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兒子李玉平的責問：“我已經10歲了，還不讓我上學，啥時候讓我上學呢？”兒子對求學的渴望，最終博得了父親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學那年，李尕猴執意要陪兒子到湖北國土資源職業學院報到，瞅瞅“大學長啥樣”。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遠門不是為了乞討。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討了。這次是為了還兒子交學費欠的債，他沿著荊門、襄樊乞討了一路。他的這種行為很快被聽到消息趕到的兒子制止了。
2005年，這個村莊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在他就讀的小寨初中的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致全鄉中小學生的一封信——別跪了，小寨人，站起來》的文章。他還在村里辦起了免費的文化補習班，給孩子們講外面的世界，談人生的理想。
這一切來源于他的切身體會。童年短暫的乞討經歷，對李玉平幼小的心靈觸動極大，他時常望著城市的高樓大廈夢想：“將來，這里有沒有我的份兒？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樣生活。”這個鄉村少年認準，讀書是改變人生命運的唯一途徑。
“當時乞討氣氛很濃，越來越嚴重，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憶著將“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這個年輕人的舉動，引發了又一輪全國媒體對小寨村的報道熱潮。檢索當時的媒體報道，“乞丐村”、“中國第一乞丐村”這樣的字眼開始大量出現在相關報道中。
這也是一部村莊的另類成名史：從2001年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有遠道而來的媒體記者踏訪小寨，“記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對于小寨的關注熱度一直未能削減。
從此，這個寂靜的村莊不再平靜。各種版本的傳聞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對這個村莊的想象力。
媒體的報道在2009年再次迎來小高峰。這一年，離小寨千里之外的濟南市承辦大運會大型賽事。一項針對流浪乞丐問題的專項治理由此展開，包括來自岷縣的乞丐們被遣返回鄉。
5年過去，回望當時的舉動，24歲的李玉平自言“問心無愧”。在他看來，“媒體只要把小寨村提出來，就會受到關注，小寨被改變的時間也就會越來越快”。
乞討減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沒有了
2008年臘月，李玉平回鄉舉行了婚禮。2010年前夕，從遙遠的江蘇無錫傳來兒媳生下孫女的消息，接到電話的李尕猴樂得合不攏嘴，一連喝了4天的酒。
如今，“當了爺爺”的李尕猴對生活再無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湯喝、有煙、有酒就足夠了。不過有時候，他也會艷羨那些村里因乞討富起來的人家，“比我供大學生的美”。
在以房子為財富象征的鄉村，不少外出討要的小寨農民，把他們的乞討成果都帶回了村子，最早蓋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是討要的人。”這個說法得到了村支書楊金忠的印證。
“不是生活困難去討要，而是認為討要來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驅動。”中寨鎮民政站站長楊維科說。他曾作為駐村干部長期在小寨工作。
據他的觀察，大致從1999年前后開始，小寨人外出討要開始從討要米面、饃饃、解決溫飽向討錢、謀利轉變。進入21世紀，一些當地農民將外出討要視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徑，盡管，這種方法并不“很光彩”。
擁有財富的優勢心理很快會打敗人的尊嚴。一邊是貧困的折磨，另一邊是乞討比種地、出賣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誘惑。
一些外出討要獲得財富的農民，對在城市的乞討經歷諱莫如深。他們大多聲稱是外出務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歲的楊齡(化名)已經算是不錯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兒。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懇懇的工作并沒有讓他獲得該有的報酬。歲末，黑心的老板卷錢跑了，沒有路費回家的楊齡，最終跑到了街頭。
很快，他發現“討錢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討的收入和他出賣體力的收益相當。
岷縣民政局副局長李康平實地走訪小寨村后發現，“一個村莊去乞討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窮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沒有了。”
“這是一種恥辱。”楊金忠說。面對小寨村貧困的現實，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無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內，如何徹底脫掉這頂“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遙遙無期。
但近年來，“乞丐村”的乞丐正在減少，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連長期在當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難以掌握村里實際乞討者的真實數量。據楊維科的粗略統計，即使是討要現象最為嚴重的年頭，“每一個村莊外出討要的農民的數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點點的幾家”。
可以佐證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鄉的岷縣籍農民數量同時在減少。楊維科介紹說，以往討要現象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每年從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農民將近五六十人，而近幾年已下降至個位數。
在岷縣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這樣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現實：“由于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貧富差距較大，加之討要相對打工來錢快、不費力，致使一些群眾產生了好逸惡勞思想，走上討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個別群眾的致富觀念發生了扭曲，把外出討要當成了脫貧致富的一種途徑。更有甚者，抓住人們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婦女孩子行乞討要。”
乞討財富神話不存在
在網上言論中，很多評說小寨人的用語隨意而充滿調侃。從上海打工歸來的小董因此“很受傷”。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網搜索中知道了家鄉的名聲。從此，他絕少向外人提起家鄉的名字。
這座被污名化的村莊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煩惱：一些生意人的誠信因此受到異樣眼光的質疑，年輕人娶外鄉媳婦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盡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討現象存在，但據中國青年報記者觀察，外界對小寨村的報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體關于小寨的報道，不無獵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見二層小洋樓”、“乞丐村乞丐坐飛機返鄉”等真假難辨的細節被無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網絡標題廣泛流傳。
在媒體和網絡交織的世界中，諸如“好吃懶做”、“不知羞恥”、“假乞丐”的標簽貼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體報道來自甘肅岷縣的流浪乞討者，手背上刺有梅花點狀刺青，網絡盛傳乞丐們將在成都召開“丐幫大會”。結果被證實“丐幫梅花印”之說“子虛烏有”。實際上，這僅是流行于當地的一種風俗習慣。
小寨已經成為了一種“品牌”，經常被冒名頂替：不少來自臨近漳縣、宕昌等縣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討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聲稱自己是小寨人。
李康平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2009年,濟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個乞討者到岷縣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蹤了。最終被證實是小寨人的僅為5人。
傳言說，當地有人乞討討出50多萬元的財富神話。甚至有媒體披露，“租孩子”乞討在當地已成為一種產業……
在調查中，這個所謂神話的制造者石勝平，向記者否認了這個傳聞。他說，自己的財富主要來自集資經營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現象已在當地消失。被媒體廣為報道的“乞討大戶”李文義曾以此為生，現在，他的兩個孩子就讀于中寨中學，且學習成績優異。
“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每當有外人和他談論起小寨的討要現象，37歲的年輕生意人石永茂總是憤憤不平。
5年前，靠敏銳捕捉到的漲價信息，出租車司機石永茂開始大量收購當歸。在當歸價格完成一輪從每公斤十幾元到七八十元的“過山車”式瘋長后，他發家致了富，蓋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黃色建筑，開始經營百貨生意。
他對記者說：“我敢說，這條街道的樓房都是靠勤勤懇懇的勞動蓋起來的，沒有一家是靠乞討蓋起來的。”
事實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磚瓦房為主。記者實地走訪的小寨1社、虎龍村、水坪村等幾個更為偏遠的村莊，少見修建較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當地多見的土坯房。媒體報道稱“多見二層小洋樓”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兩旁。
另外，記者了解到，隨著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當地“中國當歸之鄉”品牌的日益擴大，不少頭腦靈活的農民正依托在中藥材產業鏈上，勤勞致富。
“山大溝深，民風淳樸，沒有‘調皮搗蛋’(當地方言，意為不聽話)的。”小寨留給駐村干部楊維科的印象并不壞。
記者踏訪小寨村1社的當天，村里剛剛死了人，恰逢出殯，每家每戶要在自家大門口燒麥草，祭奠亡靈。這個山里的村莊，仍然保持著很多地方看不見的古樸風俗。
小寨村的救贖之路
一條通往小寨的寬約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緊挨著沖刷出川都溝的河流，蜿蜒連綿5公里，隨處可見刷寫在墻壁之上的藍色標語：“別跪了，站起來”。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條道路在夏季經常會被泥石流沖斷。這使封閉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變得更加困難。
小寨村農民外出乞討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岷縣志》中冷峻地敘述道：“1960年，由于連續自然災害和工作上的失誤，發生嚴重饑饉，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紀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決溫飽，村子里出現了最早一批外出討要的人。背井離鄉的初衷，再現實不過，“莊稼不夠吃，連青稞面也吃了上頓沒下頓”。
那時，整個小寨村都面臨著饑餓的威脅。據村支書楊金忠回憶，小寨那幾年連年遭受自然災害，“天曬雨打，連年冰雹，莊稼幾近絕收”。
這是小寨村最為艱難的歲月。在快速增長的人口和有限資源的矛盾沖突中，環境承載的壓力越來越大。為求生計的村民紛紛砍樹、挖野藥自救。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小寨的外出討要現象漸成規模。最為嚴重的一個村子，“60戶村民僅有4戶沒去討要”。
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貧困依然困擾著這個村莊。
楊金忠將小寨貧窮的原因歸結為“人多地少，靠天吃飯”——擁有2514畝土地的小寨村，養活著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畝。
來自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2009年，這個村莊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980元。而這一年，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關。
從嚴格意義上講，被媒體稱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個村莊。按照行政劃分，小寨村下設12個社。2004年，全國撤鄉并鎮的大幕拉開。這一年年底，小寨鄉被合并到中寨鎮管轄。
5年來，來自當地政府的各種傾斜政策向小寨匯聚，試圖拯救這個村莊。
建學校是這條救贖道路上的重要一環。為防止寒、暑假期間一些家長帶領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學的學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須返校。每個假期，每個學生家長都會收到來自學校的一封信，教育他們告別恥辱。
56歲的薛合存被列為低保戶后，再也沒有出去乞討過。放眼這個“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蓋的軍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來自政府的幫扶。在總共524戶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數量已超過100戶。當地政府還為一些特困戶提供補助資金，修繕危房。
長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議事日程。據介紹，目前，小寨村正在實施“整村推進”的扶貧項目，旨在幫助小寨農民發展暖棚養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盡管救贖之路仍顯漫長，但45歲的虎龍小學校長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討現象僅是暫時的產物，終究有一天會銷聲匿跡。”
他自稱是一個“負重者”。作為一個教育者，他試圖用正確的思想喚醒這些農民的子弟，“勤勞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雙手才能改變命運”。
等待正名的小寨
流動是人類基本的命運。不過，小寨人的這種流動總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縣的長途班車上，我開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樣：封閉的、人跡罕至的、孤獨的、絕望的、掙扎的。
剛到小寨那個下午，我多多少少有點失望：呈現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數村莊相比并沒有什么兩樣。他甚至有點詩意與熱鬧：一條小溪靜靜地流過村莊，婦女們在小溪旁洗衣聊天，兩幢現代化的教學樓里傳來瑯瑯讀書聲。
但走進他們的生活，觀察他們的言行，你就會發現，詩意與熱鬧都是表象，掩蓋不了它的貧困與憂傷。
哲人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尋找促使這種流動的合理性。答案或許很簡單，嚴重的地域差距、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制造了流動所需的不平衡。
當這種行為被大多數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層面，就會表現出極大的慣性。小寨就是這樣一個復雜的矛盾體：既滿腹委屈，又無可奈何；既民風淳樸，又道德崩潰、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過分關注，讓小寨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見的媒體印象并沒有影響到小寨的節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莊，其實“很受傷”。
不得不說，是一些媒體不夠全面的報道推進了小寨村污名化的過程。當媒體將道德大棒砸向他們眼中所謂“丑”的東西時，事實上，偏見已經形成。
從某種意義上講，小寨村很像曾經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過程很容易完成，而為其正名的過程卻相當漫長。任何一個理性的記錄者，應該理性地看到小寨的變化和當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對卑微的生命，理當心存悲憫，而不是以獵奇者的優勢心理去摧毀這個鄉村的秩序。
在虎龍村陪我采訪的村支書包來忠，再次打算向上級打辭職報告。妻子腎結石手術，先后花掉了3萬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債。鄉里去年特事特辦，將他家列為低保戶，每月領50元的補助。但這不能解決長遠的問題。對于這個45歲的男人來說，打工是他唯一能還上貸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別時，我擁抱了這個男人。
離開小寨時，我花一根煙，請一個騎摩托車過路的年輕小伙兒載我出了川都口。他問我：“你感覺我們這怎么樣？”
不等我回答，他說：“地方不好，人窮得很。待著還成。”
我默然。冷風嗖嗖地從我臉上像刀子一樣刷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