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土耳其軍隊發起了代號“幼發拉底河盾牌”的軍事行動,動用空軍、炮兵、坦克、特種部隊直接跨境作戰,支援親土耳其的敘利亞反對派打擊“伊斯蘭國”,攻占了土敘邊境小鎮杰拉布盧斯。截至目前,軍事行動仍在持續。

　　土耳其官方將此次行動定性為反恐作戰,目標是清除敘利亞北部“伊斯蘭國”以及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威脅。一些分析認為,此事件與土邊界地區近期頻遭恐襲、不斷受到炮擊有關,但原因顯然不止如此。要知道“伊斯蘭國”2014年就占領了杰拉布盧斯,土耳其為何一直不動,為何現在突然出手?

　　顯然,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為了推翻巴沙爾政權,土耳其向敘利亞各反對派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面對直接軍事干涉這個問題,土耳其的態度一直比較謹慎,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風險收益的評估和判斷,二是戰略上的考量和顧慮。

　　直接出兵敘利亞顯然比扶植代理勢力風險要大。前蘇聯、美國軍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的失敗教訓令土耳其同樣心有余悸。不僅如此,土耳其的北約成員國身份似乎也給它的軍事干涉計劃帶來諸多限制。比如,公約規定,除非土耳其自

　　身受到攻擊,否則北約沒有義務對其挑釁行動提供保護。

　　有鑒于此,土耳其敘利亞政策的籌碼基本上押在了反對派這邊。由于推翻巴沙爾政權是頭號目標,所以即使2014年“伊斯蘭國”已經做大,土耳其依然縱容其在敘利亞境內不斷擴張,甚至默許其控制部分土敘邊境。有媒體認為,土耳其對宗教極端勢力的綏靖政策使得土敘邊境實際上變成了輸送圣戰分子的“高速公路”。

　　土耳其私心是希望巴沙爾政權、“伊斯蘭國”、敘利亞庫爾德人相互搏殺,自己坐收漁翁之利,但它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低估了敘利亞問題的復雜性。事實上,隨著伊朗、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隨著土耳其、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和處理庫爾德問題上分道揚鑣,土耳其的敘利亞政策已經難以為繼。

　　更為糟糕的是,敘利亞的混亂也向土耳其及其周邊不斷溢出。面對西方盟友的強烈批評,土耳其被迫收緊邊界管控,加大力度打擊“伊斯蘭國”,這導致雙方的“冷戰”關系徹底結束,“伊斯蘭國”武裝對土耳其發動了一系列恐怖襲擊,隨著安全狀況日益惡化,土耳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零問題外交”積攢的“地區紅利”逐漸喪失。

　　2015年11月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后,局勢變化對土耳其更加不利。俄羅斯在敘利亞部署防空導彈實際上將敘北部

　　地區變成了土耳其的禁飛區,極大地增加了土耳其軍事干預敘利亞的擔憂與顧慮。不僅如此,美俄兩國共同扶植敘利亞庫爾德人打擊“伊斯蘭國”,使得后者在敘北部的勢力范圍迅速擴大。

　　2016年3月,繼組建敘利亞民主聯軍(SDF)后,敘庫爾德人又主導成立了北敘利亞羅賈瓦聯邦　(國際社會未予承認)。隨后,敘利亞民主聯軍(主要由敘庫爾德民兵YPG組成)　兵鋒西進,6月跨過幼發拉底河,開始圍攻戰略城市曼比季,大有在整個敘利亞北部建立庫爾德聯邦之勢。

　　在土耳其看來,如果敘庫爾德人在敘北部組建聯邦,形成一個庫爾德走廊,勢必對土耳其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對土耳其境內數百萬庫爾德人產生示范效應。既然推翻巴沙爾政權、管控伊斯蘭國威脅、限制庫爾德勢力擴張三大目標均未實現,大體從6月份開始,安卡拉的外交政策開始急劇轉向。

　　為了擺脫敘利亞困境,土耳其只有得到俄羅斯、伊朗、美國、敘利亞的默許或合作,才能徹底掃清出兵敘利亞的擔憂與障礙,確保自己重新回到敘利亞權力游戲的臺面。與以色列關系恢復正�；�后,土耳其迅速拋出橄欖枝,謀求與俄羅斯改善關系。7月未遂政變發生后,土俄關系迅速走近,8月9日兩國元首舉行會晤,同意在敘利亞加強合作。隨后土耳其、伊朗、敘利亞三國也開始互相接近。土耳其外長、情報

　　官員分別訪問了德黑蘭和大馬士革。

　　直到8月20日,土總理耶爾德勒姆宣布新的敘利亞政策,要點包括:防止敘利亞族裔分裂;避免單一民族主導敘利亞;任何政治安排都要確保不同種族受到公平對待;與伊朗、沙特、美國、俄羅斯合作解決這場危機;允許巴沙爾在敘利亞政治過渡進程中發揮作用。

　　由此可見,加濟安泰普遭受恐襲、土邊界地區遭受炮擊只不過為土耳其以反恐名義用兵敘利亞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借口。

　　土耳其軍事行動可能的目標是什么?短期來看,很可能是在敘利亞北部創建一個安全區,即率先圍繞杰拉布盧斯-阿扎茲-馬雷亞三個支點先構建一個三角形的安全區域,直接在敘利亞北部、東西兩個庫爾德人控制區之間打入一個楔子。

　　中期來看,土耳其人很可能會見機行事,如果敘庫爾德人、敘政府、俄羅斯、伊朗的反應不那么強烈,那么它可能會繼續向南推進,謀求控制巴卜、曼比季,即圍繞阿扎茲、馬雷亞、杰拉布盧斯、曼比季四個支點構建一個更大的戰略緩沖區。

　　從軍事和戰略層面來講,這將從地緣和空間上徹底阻斷庫爾德勢力在敘利亞北部的匯合,為土耳其下一步介入敘利亞事務,不管是軍事行動還是政治談判,打下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基礎,積累必要的政治籌碼。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