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9日凌晨，一輛貨車在英國倫敦北部的芬斯伯里公園附近沖撞行人，造成1人死亡，10人受傷。英國內政部長拉德說，警方以“恐怖主義事件”處理此案，調查工作由英國反恐指揮部領導。這是今年三月份以來，倫敦第三次遭遇車輛襲擊，日常的交通工具已經變成了殺人的武器，倫敦面臨著嚴峻的反恐形勢。

　　這一次事件的受害者是穆斯林，英國的穆斯林總會第一時間將其定性為“恐怖襲擊”，倫敦市長薩迪克·汗也認為這是令人恐懼的恐怖襲擊。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召開內閣緊急安全會議后說，無論襲擊者是誰，英國對抗恐怖和極端主義的決心都不會改變。

　　芬斯伯里公園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多樣化的郊區社區，不同的種族、文化在此聚集，也是倫敦郊區“鄉紳化”的代表。郊區的開發和建設吸引了很多新興階層在此集中。當然，這一社區也是穆斯林的聚居區，尤其是阿爾及利亞移民居多，也被稱為小阿爾及爾。

　　這一地區在上個世紀90年代出現過比較極端的穆斯林精神領袖。穆斯林社區與倫敦這座歷史古城的融合是一個大問題。大量穆斯林的聚居正在改變倫敦的文明空間和結構，這不是某個政府的反恐政策可以在短時間內所能夠改變的。文明的沖突和融合不是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交界的地中海沿岸發生，而是在倫敦、巴黎這樣的國際性大城市。對于歐洲來說，反恐與城市的治理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一個城市越來越被分割為不同的族群和文明的聚居區的時候，城市的血脈就出現了梗阻，無論財富還是權力就會瘀滯，帶來的后果就是對抗的情緒以及事件。

　　在進入21世紀以來，倫敦的城市空間已經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穆斯林人口從2001年的61萬，上升到2011年的101萬，十年之間，增長了40萬，倫敦總人口是817萬，在東倫敦的某些社區，穆斯林的人口比重達到35%。從人口的分布來看，倫敦的確已經成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交接的地帶。當然，基督徒還是占據人口多數，但是以目前的人口發展態勢來看，倫敦也終歸面臨塞繆爾·亨廷頓所發出的感嘆“我們是誰”。

　　倫敦在今年上半年已經成為恐怖主義襲擊的重災區。從三月份以來，遭遇三次比較嚴重的恐怖襲擊。雖然伊斯蘭國聲稱要為這些恐怖襲擊負責，但是恐怖襲擊本土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換句話說，倫敦面臨的恐怖主義分子不是來自中東，而是來自這個城市內部。不可否認，極端主義思想通過互聯網而傳播，特蕾莎·梅希望加強互聯網管制，控制這種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思潮的傳播。但是，倫敦自身已經成為恐怖主義分子的溫床。受到極端主義思想影響的倫敦穆斯林有兩三萬人，這一群體的存在足以分化倫敦，撕裂這個城市。

　　穆斯林群體的增長，恐怖主義事件的發酵，會進一步加劇城市中“陣營”的出現。比如一些穆斯林聚居區中的白人或者基督徒就會用腳投票，離開這一地區，從而讓城市中出現“飛地”。誰也無法預知倫敦應該如何終結恐怖主義，或者是要承受與習慣恐怖主義生活化的現實。當全球化讓倫敦變成了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的時候，同樣也帶來一種風險，就是身份政治的復蘇。宗教信仰是身份認同的基礎，每一種宗教中都會有一種原初的規定�；�督教經過幾百年而世俗化，在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的激發之下，可能會出現一種對應與對抗性的力量。這次針對穆斯林的小貨車事件，可能是不祥的征兆。（孫興杰 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