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紅女士
8月下旬，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華人記者張丹紅因為為中國說好話太多而被德國之聲暫停播音，這一事件被廣泛報道后，引起德國新聞同行普遍關注。9月5日，德國資深退休記者福爾克爾·布羅伊蒂加姆在德國《新萊茵報》網站發表長篇文章，為張丹紅辯護。《新萊茵報》1848年由馬克思在德國科隆創辦，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2005年由一批德國記者發起，恢復出版。
張丹紅“言之有理”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充當“封口”口袋編織者的德國之聲》。文章說，張丹紅最近被禁止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而且不得從事德國之聲的播音工作，這是因為張丹紅在不久前參加德國電視、電臺和報紙的訪談時沒有按人們“預想的、期盼的，而且大多數人都在做的”那樣，對中國進行漫罵，而是試圖把被德國媒體歪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重新進行一些客觀的描繪，這種嘗試是值得媒體之媒體 贊賞的。
文章說，張丹紅反對西方媒體報道中國時以負面新聞為重點，認為中國也取得了進步，包括人權方面的進步。張丹紅的這一愿望“非常合理”，因為中國的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
批評張丹紅的人引用最多的她的一句話是，“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布羅伊蒂加姆的文章說，《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是：“人人有權享有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但張丹紅在說這句話之前還有一句話：正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才使得中國4億人脫貧。這說明，張認為，物質上的基本保障是思想自由的前提，而不是相反。“作為歐洲人，我們不一定非得贊同這樣的立場不可，但這一立場值得尊重，即使它不合胃口。”
德國之聲難辭其咎
文章認為，德國社民黨議會黨團內政發言人迪特·威弗爾施皮茨和《柏林報》及《焦點》雜志對張丹紅的指責很不公正，德國之聲在張丹紅問題上難辭其咎。德國之聲自稱是“德國在世界上的名片”，卻違背了自己所設立的所謂價值準則。作者尖銳地問道，德國之聲聲稱要“傳播德國和其他國家看問題的方法”，但現在對不合德國胃口的方法就得打入另冊？聲稱“促進文化間的對話，支持民族間的諒解與寬容”，但卻要對別人下“封口令”？聲稱“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支持人權”，但自己的工作人員卻不得享受這種價值觀？聲稱“弘揚德國以及歐洲文化”，但卻對（粗暴對待張丹紅）這種非文明行為默不作聲？聲稱“以其極高的可信度提高德國在全世界的形象”，但卻禁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觀、正確言論？
德國之聲臺長辦公室主任安斯加爾·布爾格霍夫曾表示，對張丹紅的處理“沒有政治壓力”。文章認為，這種說法“厚顏無恥”，只能說明他把德國新聞同行和廣大公眾看得太低能、太簡單了。要知道，威弗爾施皮茨是社民黨的聯邦議員，而德國之聲的臺長貝特曼也是社民黨人。
文章認為，這起事件的幕后是“法輪功”，因為《柏林報》和《焦點》雜志得到的“炮彈”就是“法輪功”輸送的。而“法輪功”“絕不是無害的”，而是一群靠外國秘密資助試圖破壞中國政府的人，對此，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教授托馬斯·黑伯勒早就提供過有說服力的證明，此后還因此受到過威脅。
德國新聞界可悲的“沉默”
文章指出，張丹紅的上述言論并不是在德國之聲發表的，現在卻要在德國之聲內部受到處罰，還聲稱要進行“調查”，這本身已“越線”，而且在勞動法上也站不住腳。現在，德國之聲不僅不保護自己員工的言論自由，在自己的一名女工作人員受到外界可恥的攻擊時，也不行保護之責。更可氣的是，德國的新聞界對自己的同行張丹紅理應表示積極聲援，對張丹紅受到的煽動性攻擊理應起而抗爭，但他們卻視而不見。作者呼吁德國之聲重新回到理性的軌道，因為如果這起案件告到法院，連德國之聲負責人的形象也必將大大受損。
文章說，張丹紅以中國人的眼光看待中國，這和西歐人以自己的眼光看待歐洲一樣，沒有什么不合適的，因此而去指責她，甚至讓她在職場上受損，這無異于實行“言論恐怖主義”。現在，德國人以及德國媒體的大部分新聞同行默不作聲，也和德國之聲一樣，難辭其咎。
張丹紅在休假，“德國之聲”在“調查”
張丹紅目前仍在休假。德國之聲8月30日在其中文網站上曾發表聲明，說張并未被解職，還在繼續工作。并稱，在她接受的為數不少的媒體訪談中，有一次她的一些表述和德國之聲所秉承的主導理念不相符合。就這一事件，正在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前，慣常的一個做法是暫停針對公眾的活動，其中也包括在話筒前的工作”。（環球時報駐德國特派記者 劉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