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杭州８月１日專電（記者岳德亮、張和平７月２８日早上開始，浙江溫州出租車匯集在新南站、惠民路、客運中心、加油站等１０多個地段，城區出租車進入大規模“停運”狀態，并有少數人一度公開阻撓試圖繼續營運的出租車。
近年來，出租車“停運”一詞不斷沖擊人們的視線。是什么導致了出租車行業當前的困局，如何打開這個易“死”的“結”？有專家表示，近期可以從限制營運牌照價格和為“的哥”制定最低收入標準緩解。根本的體制上原因，還需要立法來推動解
“停運”一詞不斷沖擊人們的視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中午的浙江溫州市區街頭，暑氣逼人。但是被當地人戲稱為大街上“螞蟻般”的出租車蹤跡皆無，仿佛人間蒸發。
同樣的情景，去年１１月３日早晨在西南重鎮重慶“率先”出現過：當不少重慶市民準備“打的”上班、趕火車、趕飛機的時候，卻意外地發現，往日滿街跑的出租車全都不見了。此外，牡丹江市部分出租車也出現了持續停運。
近年來，甘肅、海南、廣東、湖南等地也多次發生出租車停運事件。為什么出現“停運”？各地見諸報端的原因剖析略有不同：如重慶市出租車車主多次向主管部門反映收入低、加氣難、黑車多、罰款多等問題，讓管理部門和出租車公司降低規費，但其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矛盾越積越多；溫州市“的哥”則主要反映無論是等多長時間紅燈，計價器顯示數額沒變化，而且呼吁多年的運價調整、燃油附加費等也一直沒有下文。
牡丹江市停運主要原因則是因為出租車主對政府擬出臺的新政策中涉及的經營期限、經營權出讓等問題表示不滿。
加氣難、運價低、計價器不合理……顯然，“停運”的背后都是一個相同的訴求：收入低。７月２９日下午，在溫州市運管處的二樓會議室里，一位來自浙江衢州的“的哥”說，他仔細算過，一個月平均下來每天進自己腰包的收入在６８元至７１元之間。全月一天不休，只賺兩千元出頭。他說，一般出租車司機平均月收入僅２５００元至２８００元。
而據一些“的哥”反映，這個還算中等偏上的，有的一天只有３０元至４０元甚至更少。那么每天收入多少才算不低了呢？“為了給兩個兒子蓋新房，家里欠了六七萬元外債。”安徽阜陽籍出租車駕駛員涂先生告訴記者，“一天最好能穩定收入１００元左右，這樣還債的壓力能輕些。”
多次巧合“偶然”昭示著必然
有專家指出，每次停運事件，都是一次“偶然”，但是多次“偶然”昭示著必然。停運事件此起彼伏說明，出租車行業管理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尚未解決，出租車司機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有效保護。而種種跡象也證明，在一些地方民意表達渠道不夠順暢、出租車市場管理體制不盡完善，這些因素顯然都成為停運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車輪滾滾，“的哥”“的姐”們整天疲倦地奔波于大街小巷，每天眼睛一睜，沉甸甸的份兒錢就壓在身上，即使生病有事也不敢輕易休假。玩命的出租車司機，常被稱為現代版的“駱駝祥子”。
什么造成了出租車駕駛員群體感覺到收入低呢？在溫州當地著名的“７０３８０４”論壇里，有網民分析說，這是出租車行業內部的利益分割出現了問題，通過行政壟斷措施，車主拿走了勞動者大部分報酬。從上世紀８０年代起，溫州出租車營運證實行投標拍賣，價格從２０萬元到１２６萬元一路走高。很多原來有營運證且自己開車的個體經營者逐漸把車轉租出去，雇人開車，自己收起了“份兒錢”。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常務理事、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導陳國權教授認為，問題的根本在于出租車行業的定位問題。出租車行業不應該是完全的市場行為，應該是準公共服務或半公共服務的產品，政府應負有責任，提供服務，而不是什么都收錢，加重了該行業的運營成本。
牌照須“限價” 的哥應“保值”
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對出租汽車均實行特許經營制度，即由政府決定出租汽車數量，并物色經營企業、分配經營車輛數量。其結果，不僅使出租汽車行業成為一個相對壟斷的行業，幾家公司掌握了車輛承包金、出租車運費的實際定價權，而且與政府主管部門形成了扯不清的利益關系，政府難以對出租汽車公司實施有效指導和監督，還埋下了權力尋租的禍根。
與此同時，出租車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７０％，工會組建率低、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等問題嚴重。
溫州市運管處處長楊作軍告訴記者，他們很歡迎出租車駕駛員到運管部門訴苦，及時溝通。但是從７月２９日下午開始的公開接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駕駛員對于怎么反映問題并不清楚。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需要建立一種雙方能夠有效對話、協調關系的溝通機制。
就當前而言，楊作軍認為，緩解出租車行業的矛盾，在明確出租車行業是公共交通的補充的基礎上，政府可以考慮對出租車牌照價格制定最高限價，同時參照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制定出租車駕駛員的“最低工資標準”。
記者注意到，在溫州市政府７月２９日上午公布的多項措施中，就明確提出研究制訂出租車承包費最高限額標準。
多位出租車駕駛員向記者表示：“如果每天很輕松就能賺到現在這個收入水平，我們也不愿意冒著被罰款的危險頻繁超車、違章，拼載客人。”
而對于社會各界反映較多的體制之爭問題，有關專家指出，這需要更高層面來協調解決，比如可推動立法理順各方關系，平衡各方利益。
陳國權教授表示，在準確定位出租車行業的同時，政府有關部門還須加大對非法營運等的打擊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