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從中央推進、地方實施，到中央與地方同步推進的轉變中，地方紀檢監察機關在反腐倡廉建設中的自主權逐步擴大
南調村位于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村子里大都是新建或正在修建的二層小樓。大部分年輕人進城打工，村里的果園、林場、漁場也已被企業承包。
村子富裕起來，但村委會的院子里，村務財務公開欄已被廢棄，曾寫著林場承包收入的大紅紙只剩下些邊角。
取而代之的，是湛江市紀委組織開發的村務網絡信息公開平臺。村支書朱康富說，現在什么信息都上網。土地承包收入、果園承包收入、林場承包收入、村辦企業上交利潤、庫存物質盤盈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都得計入每月財務收支明細表。村民可以用手機WAP查詢，村委會的辦公室里，還有一臺專門為村民準備的查詢電腦。
這樣實行村務公開的村子在廣東湛江有1503個。
“網絡聯席”的嘗試
其實，村務公開已推行多年。200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的意見》發布，強調 “全面推進鄉鎮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和黨務公開”。村子里豎起了公布墻，整齊劃一的公告欄成為了標志，上面大都貼著近期的重大事件和幾條收支信息。曾有的張貼模式是：某月某日，某接待會議，買狗肉多少斤、水果多少斤，一共多少錢。
“這幾行字促進了村務公開和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但張貼的公開范圍有限、公開內容簡單、信息反饋也慢，跟不上農村的變化。”湛江市紀委黨廉室主任孫黃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村子里承包開發項目增多，一張紅紙說不清楚財務表；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也多，難以參與村里的重大事務。”
2007年，某千萬噸級鋼鐵項目落戶湛江，更涉及大量征地拆遷。孫黃洲說，“村干部在征地問題上腐敗，農民跑去中紀委上訪，可見事關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不透明，也得不到及時解決。”
2008年4月，湛江紀委在麻章區試點，組織建設“村務e路通”信息公開平臺，將黨務、村務、財務“三務”發布上網。湛江紀委會同組織部、民政局、審計局、財政局等部門，將涉農政策和涉農資金進行了全面梳理，規范了42項公開“三務”，包括人事變動、民主評議、涉農資金的使用、管理等事項。
42項事務有詳細的范式，有如南調村收支明細表。各項內容由村上報，鎮級核實，縣級審查發布，月度實時更新。
根據《村委會組織法》與紀委工作職責，各級紀委對村民投訴并不會單獨做出處理。湛江市紀委書記張小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我們將會同相關部門處理投訴，可能是民政部門、財政部門，也有可能移送司法機關。”
2008年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新區擴建征地期間，時任東簡鎮南園村村長陳兆華、陳國養等人謊報土地面積，與征地辦公室簽訂《征收土地協議書》，騙取財政資金24.6萬元進行私分一案，陳國養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相關涉案人員已移送司法機關。
“特別是與司法機關的對接，農民解決問題有了多個渠道，監察系統也有了更多的路徑。”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認為，反腐從中央推進、地方實施，到中央與地方同步推進的轉變中，地方紀檢監察機關在反腐倡廉建設中的自主權開始擴大。
截至2009年7月底，平臺信息發布量70多萬條。通過投訴系統，湛江市查處農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47件，化解村務矛盾338件，涉農信訪量下降52.7%。同時，湛江市行政電子監察系統市、縣并網，全市46個審批部門的594個審批項目納入電子監察系統監管，形成了“網絡聯席會議”。至2009年7月1日，電子監察系統有效投訴2708件。
2009年底，湛江市“村務e路通”等信息平臺形式還將在廣東全省鋪開。“珠三角的地級市自籌開發平臺的資金，其余每市將由省財政負擔30萬元，共計近400萬元。”廣東省紀委常委、監察廳副廳長秦通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再下一步是鎮務公開，逐級向上推廣。”
區域反腐的探索
除廣東省，北部灣地區也開始跨省合作，探索區域反腐模式。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湛江就與廣州、大連等14個城市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然而開放初期，湛江市經濟遭受走私與腐敗的重創。1998年，在公安部和廣東省紀委聯合查辦的湛江“9898”走私大案中，最終查實的涉案金額高達110億元。當年，湛江工業總產值315.3億元，比上年下降47.1%；港口貨物吞吐量2256萬噸，下降15.3%；外貿出口總額3.36億美元，下降5.6%。
2008年金融危機中，北部灣地區港口作為中國大陸通往東南亞、非洲和大洋洲等新興市場航程最短的港口，石油、鋼鐵等項目開始聚集。中國社科院監察局副局長劉克平認為，“區域經濟發展中，公路交通、城市建設、電力通訊、能源水利等建設項目將大批上馬，須著力防止這些領域中的腐敗。”
“湛江市正進入重大項目發展的關鍵時期，未來幾年，總投資額超過2500億。”張小剛說，“紀委在探索更寬廣的監督渠道，將網絡監督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也要建立區域常態化的交流合作機制。”
2009年，北部灣三省（區）湛江、北海、欽州、防城港、海口等5城市達成了廉政協作的共識。8月20日，“北部灣廉政論壇”成立，以舉辦論壇為載體，促成各市紀檢監察工作資源共享，加強反腐倡廉理論探索。湛江市網絡村務公開、欽州治理農村宗族勢力的經驗也在論壇中得以交流。
中紀委廉政理論研究中心一位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地方紀委反腐的高調成為近年來的趨勢，“地方紀委合作交流，使得我們對基層情況可以了解得更清楚，接觸更多的學者，對理論建設也很有幫助。”
然而，地方創新的高成本、階段性使得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較大的推廣難度。毛昭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在中國，政治與政府管理一元化，高層監督主體缺乏自愿推進反腐建設的內在動力，自上而下的反腐倡廉體制創新總是滯后于自下而上的反腐倡廉建設的制度創新，因而導致中國的反腐倡廉建設的改革創新往往是局部化的，不能形成大規模的改革環境和改革的效益，“期待這樣的區域制度創新能有所突破，形成從局部到制度的轉變”。
2007年十七大“制度反腐”提出，現已是第3年。當年，國家預防腐敗局設立，中央紀委《八項禁令》等文件相繼發布，2009年《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頒布施行，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也被期待在制度反腐上推出新意與新舉。
“制度反腐離不開一系列規范文件，但最終還是需要體制改革。”毛昭暉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帶有很強的政府推動性，這就使得權力越來越深地直接介入到經濟生活中，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政治框架難以有效屏蔽權力的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