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大公報》報道，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1949年13歲的高秉涵隨逃難人潮去到臺灣，不料從此與家人天各一方、骨肉分離。直至42年后，1991年55歲的他才得以回到山東故鄉探親，但等待他的卻是母親的孤墳。高秉涵還是“幸運”的。許許多多的老兵在臺灣孤寂一生，到死也沒能再看到故鄉一眼。為了達成老兵們的遺愿，這30年來，高秉涵一共抱了近200壇臺灣老兵的骨灰回大陸，最遠的送到新疆。一開始有人揶揄他從律師變成“法師”，后來卻深深地被他感動。高秉涵于2012年被評為十大“感動中國人物”。

　　10月24日深夜，位于臺北家里地下室，83歲的高秉涵正輕輕擦拭著亡故臺灣的老兵李乃信的骨灰盒，像老朋友般叮囑著：“老哥你別急，明天我就帶你回家。”高秉涵的地下室有十多平方米，是他的書房。他帶回大陸的近200壇臺灣老兵骨灰，都曾在這地下室“小住”。有時工作太晚了，高秉涵就跟“老哥哥們”一起，睡在這地下室。第二天，高秉涵捧著骨灰盒，從臺北松山機場飛往上海，親手將骨灰盒交給了李乃信的女兒。

　　“死了也要回家”

　　高秉涵知道，那些孤苦無依、思念故土的臺灣老兵，畢生的心愿就是回到大陸家鄉。但很多思鄉情切的老兵，一輩子都沒盼到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的那一天。高秉涵說，“老兵們有句口頭禪：活著做了游子，死了不能做游魂，活著要回家，死了也要回家。”

　　當年老兵們牽著高秉涵的手到臺灣，如今他把亡故老兵們的骨灰一壇一壇地捧回大陸，讓他們落葉歸根，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高秉涵說：“對于父母，我的‘孝’交了白卷，因為我沒有機會。但我現在也在盡孝，我帶老兵們回家，我把我的孝轉給了社會，轉給了家國。”

　　1992年，高秉涵抱著第一位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回家”。1995年，200多名當年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而來的人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會”。高秉涵因為赴臺時年齡最小，在會里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老兵們對高秉涵的囑托就是：“你現在不能死，一定要等我們死了，把我們‘送回家’后才能死。”從那一回開始，抱老兵骨灰“回家”就成了高秉涵的使命。

　　義舉被誤當販毒

　　30年來，高秉涵抱了近200壇臺灣老兵的骨灰。然而，高秉涵的義舉卻頻頻遭到誤解。他捧著骨灰壇回大陸時，常常被海關人員懷疑骨灰壇里裝著的是毒品，后來經過檢查才澄清了誤會。每次領取老兵骨灰后，他都會把骨灰壇暫厝在家里的地下室，以致周圍鄰居還以為他不做律師，改行做法師了。

　　每次臨近返鄉，高秉涵都會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軍人公墓里，有著上萬壇的骨灰，貼著相片，有名字、有籍貫。最令高秉涵難忘的是，有一次他到花蓮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正好碰上臺風，交通中斷，他只好抱著骨灰壇，在一個小亭子待了一整晚，隔天才下山。

　　大多數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和大陸的家人無從聯系，在臺灣也是無兒無女、孤身一人。帶著他們的骨灰“回家”，“家”卻常常沒有方向。高秉涵說，“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去世老兵都沒辦法找到家人，我只能按照他們的交代，將骨灰撒在他們所要求的村口、土地或已經無法辨明的老屋方向。”

　　高秉涵不僅送老兵骨灰回家，每年清明或中秋還陪在世的同鄉一道返回大陸故鄉，“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去”，高秉涵說，“我抱著那一壇又一壇的，不是老兵的遺骨，而是滿滿的鄉愁。就讓我們這一代人的鄉愁把海峽填滿吧，讓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遙遠。”

　　至死不娶 苦等大陸未婚妻29載

　　一壇壇骨灰背后是一個個辛酸的故事。高秉涵有一個山東老鄉叫桑順良，1949年隨警校遷至臺灣。高秉涵說，桑順良相貌堂堂，卻一直沒結婚，以致被很多人誤會。直到1978年桑順良去世，高秉涵看到桑順良的遺書，才解開了這位老鄉終身未娶之謎。原來桑順良一直在等著兩岸和平統一了可以回去跟大陸的未婚妻結婚。桑順良在遺書中囑托高秉涵尋找其大陸未婚妻，如果未婚妻也沒有結婚，而且還活著，就把他的骨灰交給未婚妻，如果未婚妻已不在世間，則請高秉涵把他的骨灰埋在未婚妻的墓旁。高秉涵這時才如夢初醒：桑順良并非獨身主義者，而是一位至情至性的真男子。他下決心，一定要為癡情的桑順良找到當年在大陸的未婚妻。

　　在桑順良去世十多年后，高秉涵費盡周折，終于在山東故鄉找到了桑順良的未婚妻。這位曾經的妙齡少女已熬成白發老嫗，但一直未婚，原來她也在苦苦地等待桑順良歸來。當高秉涵把桑順良的骨灰給她時，她失聲痛哭，后來還辦了冥婚。白發蒼蒼的她穿著大紅禮服，抱著桑順良的骨灰入了洞房，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高秉涵也百感交集，老淚縱橫。兩個月后，她也無疾而終。兩人埋葬在一起。高秉涵說，他們活著時沒能做比翼鳥，現在終于可以天長地久了。

　　“踩著尸體”趕上赴臺尾班船

　　“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1949年13歲的高秉涵離開母親，跟著逃難的人，用了半年時間從山東菏澤老家，歷盡艱難走了2000公里路，于同年10月16日，擠上了從福建廈門開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那是一艘軍事登陸艇，因為承載量有限，人群瘋了般向甲板涌去。關門時，擠在門當中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頭。沒擠上船的兵，朝著船上開槍掃射，發泄怒火。

　　初到臺灣，舉目無親的高秉涵睡在臺北火車站，跟垃圾場里的野狗打架，爭搶別人吃剩的東西，卑微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命。1952年，高秉涵考入臺灣建中夜校，后來考上大學攻讀法律系，1963年畢業后成為金門駐軍軍事法庭的法官，最后成為了一名律師。

　　1982年，有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山東菏澤老鄉卞永蘭女士回大陸探親，路經臺灣，高秉涵懇請她帶一些家鄉的泥土回來。3公斤的菏澤泥土，一戶一湯匙，用筷子弄平，分了50多戶菏澤老鄉。作為“分土人”，高秉涵得到了兩湯匙泥土。他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而另一匙泥土，則泡水分七次喝了，以慰思鄉之情。

　　1991年5月高秉涵終于回到山東故鄉，但他在村口呆了半小時，不敢走進去，心情五味雜陳：回到闊別42年的家鄉，固然高興，但最思念的母親已經去世，讓他不禁悲從中來。

　　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當年逃難到臺灣的大陸民眾的坎坷和艱辛，也讓人更深刻體悟到兩岸和平的重要和來之不易。（記者 蔣煌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