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要回大陸，不達目的，死不罷休”

　　你可曾想象，一群五六十歲的老男人穿著“想家”字樣的上衣，哭著說想媽媽……1987年的臺北街頭，這是多次出現(xiàn)的場景。

　　當(dāng)時，在兩岸問題上，臺灣當(dāng)局依然采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的“三不”政策。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fā)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陸和臺灣的同胞卻不能自由來往呢……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xiàn)通航通郵……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觸動了很多1949年遷居臺灣的外省人的心。

　　1980年，有人撰文提出開放到大陸探親，卻被當(dāng)局判處有期徒刑5年。然而，思鄉(xiāng)之情未淡反濃，至1987年已經(jīng)噴薄欲出。因為當(dāng)年到臺灣的老兵，最年輕的也50多歲了，他們在大陸的父母已七八十歲，再不返鄉(xiāng)，恐怕無緣見爹娘。

　　“我，何文德，湖北省房縣人。今生今世不能活著見父母，死也要回大陸！不達目的，死不罷休！”一位老人站在臺上，用嘶啞而高亢的聲音高喊著：“你要抓、要殺、要活埋，聽清楚，動手吧！”

　　這一畫面來自1987年3月。外省人返鄉(xiāng)探親促進會當(dāng)月成立，何文德任會長，胡秋原任名譽會長，王曉波等多位學(xué)者擔(dān)任顧問，楊祖珺以《前進》雜志社為基地，作為返鄉(xiāng)探親運動的總協(xié)調(diào)。他們通過一份份傳單訴求“想家”之心：“‘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讓我回去獻上一炷香”“你想念父母嗎？你想念親人嗎？你想念故鄉(xiāng)嗎？”……

　　楊祖珺說，當(dāng)時有條件的外省人早已通過各種渠道與親人取得聯(lián)系，但底層老兵沒讀過什么書，經(jīng)濟條件不好，要么不敢回家，要么沒錢回家。只有正式開放大陸探親，才能讓這些老兵回到家鄉(xiāng)。而何文德此時已輾轉(zhuǎn)得知爹娘都已去世了，“父親當(dāng)時抱著一個心愿，或許別人的父母還能見上一面，他自己也能在父母墳前燒一炷香。”何文德的兒子何守為介紹。

　　然而，撬動“三不”政策的鐵板談何容易？為了不連累家人，何文德先離了婚，并寫下遺書。他和幾位老兵穿著胸前寫著“想家”兩個大字的衣服，到鬧市、眷村、“榮民之家”一張張發(fā)送傳單。傳單常被拒，有時還會被跟蹤、被毆打。他們借傳單回應(yīng)：“如果說這是我們?yōu)橹袊鴼v史上因真正分裂而使得千千萬萬離散的骨肉、隔絕的夫妻、破碎的家庭得有重新團聚之期所必須付出的某種代價，我心甘情愿承受這一切！”

　　聽說幫助老兵返鄉(xiāng)，人們立刻捐款

　　1987年6月28日，外省人返鄉(xiāng)探親促進會在臺北金華中學(xué)舉辦“想回家怎么辦”晚會。何文德等幾位老兵站在臺上唱《母親你在何方》：“雁兒啊，我想問你，我的母親可有消息？兒時的情景似夢般依稀，母愛的溫暖永遠難忘記，母親啊，我真想你們……”

　　歌聲并不悠揚，但一唱到“母親”，臺上老兵泣不成聲，臺下觀眾哭成一片。這催人淚下的歌聲終于撼動了沉重的歷史車輪——10月15日，臺灣當(dāng)局宣布：自12月1日起除現(xiàn)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nèi)親屬的可以申請赴大陸探親。11月2日正式受理申請的那一天，臺北紅十字會和高雄辦事處凌晨便人山人海，當(dāng)天2000多人完成申請登記。此后半年，14萬人完成了登記。

　　很多底層老兵經(jīng)濟條件差，沒錢回大陸，但只要提到返鄉(xiāng)探親，各界莫不伸出援手。外省人返鄉(xiāng)探親促進會1988年1月組團到大陸，楊祖珺說：“當(dāng)時湊不出旅費，我打電話給張艾嘉（注：臺灣影星），聽說去大陸探親，她立刻說‘好’，贊助了返鄉(xiāng)團的機票。”

　　時任“退輔會”主委的許歷農(nóng)接受采訪時也回憶，為幫助老兵返鄉(xiāng)募款，他找到聯(lián)合報創(chuàng)辦人王惕吾。王惕吾立刻同意捐款，捐6000萬元新臺幣（以下均為新臺幣）外，又舉辦慈善晚會義賣籌了3000萬元。

　　“活著，已做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

　　兩岸分隔38年，很多人生前未能等到歸期，盼著死后能返鄉(xiāng)。高秉涵到臺灣時13歲，最年輕的他成了很多同鄉(xiāng)的受托人。

　　1991年5月，高秉涵第一次回山東探親，行李裝著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壇。王士祥是他讀小學(xué)時的校工，外出時被抓壯丁，沒和妻女道別就到了臺灣。王士祥一直沒有再婚，做水泥工賺辛苦錢，后來患肝癌病逝。他臨死前交待高秉涵：“萬一有天可以回家了，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guī)Щ睾蕽啥徘f，交給我女兒。”

　　同一時間，高秉涵還帶回另一位同鄉(xiāng)桑順良的骨灰。他這么形容：“桑順良是警察，一米八的大個子，很帥。人家給他介紹女朋友，他都不見。”直到1978年桑順良病逝前，將一封寫給女友肖娟娟的遺書托付高秉涵，才真相大白。遺書寫道：“如果屆時你還活著，如果你還在信守承諾等著我，那就把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給你，再補辦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間了，那就請高君協(xié)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1991年5月，高秉涵曲曲折折找到肖娟娟，想不到住在山東農(nóng)村的肖娟娟同樣一直未嫁，兩人隨即舉行了冥婚，幾個月后肖娟娟無疾而終。

　　談起這些活生生的故事，高秉涵無限感慨。這位體重只有40多公斤的老人，20多年來，已先后抱回100多個10公斤重的骨灰壇。他送父親的骨灰給兒女，送丈夫的骨灰給妻子，也曾送兒子的骨灰給母親。1991年，吳全文的探親申請批了下來，卻被查出肺癌晚期，還沒啟程便病逝了。高秉涵幫他辦完喪事，飛到蘭州把他的骨灰交給他母親。吳母熱淚滿面：“白天盼，夜里盼，盼回來的卻是一壇白骨。”但老太太仍表示：“能看到白骨，我也如愿了……”

　　高秉涵還曾幫忙把骨灰撒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朱一凡是菏澤朱樓村人，兩岸開放后，他數(shù)次返鄉(xiāng)探親。盡管家鄉(xiāng)已沒有相近的親人，朱一凡仍再三交待高秉涵，將來務(wù)必帶他的骨灰回菏澤。2014年4月他過世了，高秉涵遵諾把他的骨灰撒在朱樓村的土地上。

　　辦理骨灰返鄉(xiāng)，煩瑣的程序有時要花兩三年時間，一時取不走的骨灰壇，就存放在家里，坐一夜的火車到偏鄉(xiāng)，找不到車還曾夜宿墓地……高秉涵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2012年他被評為感動中國人物。此后，他接到遍及各省市的來電，請他幫助親人遺靈返鄉(xiāng)。“我從沒拒絕過一個委托人，后來抱了幾十壇，都不認識。”

　　就在11月，高秉涵到上海參加活動。抵滬后，又將一壇骨灰交給從南京趕來的親友。他家中目前還放著幾個骨灰壇，等待手續(xù)齊備后送回大陸。13歲離開母親、自山東逃難到臺灣的高秉涵說：“我們老兵常說，活著，已做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記者 孫立極）

　　原標(biāo)題：日前，“中華兩岸和平發(fā)展聯(lián)合會”在臺北舉辦兩岸交流30年紀(jì)念會——

　　想家·回家·兩岸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