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光緒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頒發上諭，任命劉錦棠為新疆巡撫，魏光燾為新疆布政使，標志著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建省是中國邊政史和新疆近代史上一件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甚至有學者認為，“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國邊疆史上的里程碑”。對于新疆建省，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早在民國時期，一些相關論著中就有所涉及。1949年以后大陸學者中更不乏關注者。臺灣也有一些學者進行了探討。但是，近年來仍有部分學者未充分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學者做出了“對于新疆建省，史學界很少論及”的判斷。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新疆建省研究做一學術史的梳理，希望對推進和深化這項研究有所助益。以前雖有學者對此做過介紹[6]，惜乎過于簡略，難以反映相關研究的全貌。
新疆建省的醞釀
如果把新疆建省分為醞釀、籌劃、實施和完成四個階段的話，龔自珍、魏源等提出建省之議，應為新疆建省的醞釀階段。 1820年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中首次提出新疆建省問題，堪稱新疆建省的奠基人。有一些學者對此加以研究，并給予高度評價。 有學者指出，“能夠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大膽地提出‘奪伯克之權’，在新疆全境推行郡縣制，龔自珍確是第一人”。龔氏《西域置行省議》和《御試安邊綏遠疏》的最大貢獻在于“用歷史發展的觀點分析了在新疆建省實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從發展生產、保衛邊防、維護國家統一等幾個方面，論證了新疆建省和移民實邊的必要性”。 有論者謂，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是當時“一個比較全面、具體、有價值的、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的有創見的符合歷史要求的建省方案”。
其“基本構想是推行郡縣制代替軍府制，稱民實邊，鞏固國防，緩解全國人口過剩問題；變屯田為世業，使客丁成編戶，革新社會制度，廢除缺乏活力的兵屯經濟，完成由農奴徭役制農村經濟向封建租佃制經濟的過渡，把新疆建省與社會改革聯在一起。” 有學者全面探討了龔自珍的新疆建省計劃。他首先指出，龔自珍關注邊政問題，除了家學的影響外，還與當時的時局有密切關系。龔氏反對棄疆之說，鼓吹移民屯墾，“不單是清朝第一個建議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人提出新疆省具體行政建置方案的人”。他把龔氏提出的方案，與乾隆年間管治新疆的規劃，光緒年間左宗棠、劉錦棠等的建省計劃和宣統《新疆圖志》所載光緒時期最后議定的新疆政區進行比較后指出，龔氏的方案謀劃甚精，特點突出:（1）龔氏議建的基層政區有50縣3州，比左宗棠、劉錦棠所議設和光緒建省后所實設的州、縣、直隸廳總數都要多1/3到1/2；（2）龔氏十分重視新疆的戰略地位，其關于把臨近北邊俄羅斯境的塔州和臨近西邊浩罕、布魯特的吐蕃（烏什）、磚房（喀什噶爾）建為直隸州，將西北的伊犁劃分為東西兩府，合設8縣，伊東府為總督駐所等項建議，均是卓有遠見之論；（3）龔氏深知乾隆利用札薩克和伯克制來籠絡新疆蒙、回各族的苦心，所以在計劃中對他們的出路做了周密的考慮和安排；（4）左宗棠、劉錦棠的計劃意在安內，藉保蒙古、陜西、山西以衛京師，而龔氏的計劃則意在進一步拓邊，“通西海”，抱負更為宏大；（5）乾隆制定的治疆政策，強調回、漢隔離，對漢人到新疆經商多所限制，更防止漢人前去屯田，龔氏則建議移民實邊，屯田興農。
至于魏源，有學者注意到，“他先后撰《西北邊域考》及《答友人問西北邊事書》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設行省”，并在《圣武記》中明確提出“列亭障，置郡縣”之議。 學者們對龔、魏的新疆建省主張評價頗高。有學者贊曰:龔自珍的建省之議“是涉及當時新疆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社會進步的重要主張。對新疆歷史與現狀缺乏深入的研究，沒有一點革新精神的人，是提不出這樣精辟和獨到的見解來的。”“龔、魏主張在新疆改設行省、置郡縣思想的核心是開發新疆，增其財富，加強新疆與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從而鞏固邊防，有效地抗擊外國的侵略。它洋溢著愛國主義的激情，反映了劇烈變動時代的要求。”
新疆建省的原因
龔、魏的新疆建省之議并未得到清廷的重視，有超前意識的先行者總是孤獨的，所謂曲高和寡，應者寥寥。龔自珍曾賦詩預言云:“五十年后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實踐證明，龔自珍是一位極有遠見的智者，他的建議最終在60多年后的1884年得到了實現。因為半個世紀后的中國和新疆，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建省的主張有了更為現實的需要，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支持，清廷也不得不面對現實，改易祖宗成法。 總體來說，新疆建省與當時中國邊疆面臨的內憂外患密切相關。邊疆危機下的“海防”與“塞防”之爭，可以說是新疆建省的一個遠因，在此不贅述。 關于新疆建省更直接的動因，學者們從若干側面進行了探究。有學者強調邊疆危機對新疆建省的推動作用，認為自19世紀20年代起，清政府在西北地區遇到嚴重的邊疆危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既“顯示出清王朝的腐朽，也暴露出其傳統的邊疆治理制度的嚴重弱點”，“迫使清政府對其邊疆治理政策進行高速，對邊疆行政管理制度加以改革”，新疆因此得以建省。
另有學者也認為，19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新疆“出現的長達20年之久的疆土危機，是促成清政府在新疆設行省、改郡縣的根本原因”。 有學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新疆建省的原因:（1）清政府在新疆設立的軍府制對地方行政不重視，無治民之官，又無統一的政府，各地王公伯克各行其是，對農牧民大肆盤剝勒索，加劇了清政府與各族人民之間的矛盾，這就需要一種新的體制以改變新疆的地方行政管理；（2）新疆的地理位置和當時面臨的形勢也需要一種新的行政建制，來增強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能力；（3）從清政府粉碎阿古柏侵略后的現狀看，也迫切需要解決新疆的行政建制問題。[18] 有學者強調軍府制的消極因素，認為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新疆生產的發展，舊的軍府制度的弊病逐漸暴露出來，對外，軍事力量漸趨衰弱，無力抵御外來侵略，在沙皇俄國、浩罕等對我國西北邊疆的侵略中無所作為；對內，造成各地王公伯克勢力的膨脹，占據大批土地和農奴，既阻礙著中央政令的推行，又阻礙著生產的發展。新疆建省問題由此擺到了清政府面前。[19] 有學者注意到新疆建省的內在動因，認為建省是“新疆與祖國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長期交往的必然結果，是新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20]。此外，左宗棠收復新疆后，漢人大批進入新疆，“使原來孤立的回疆社會文化發生了相當的變化”，種下了新疆建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