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的學風，一直是湖湘文化優秀的學術傳統之一。早在宋代之前，湖南地區即受到經世致用之學的很大影響。其時，一些有著憂國憂民心懷、治國安邦抱負的政治家、學者，如戰國時的屈原、西漢的賈誼、唐代的柳宗元等，他們在政治上受迫害之際，被貶或被放逐到湖南，但他們在逆境中仍然不屈不撓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也就將經世致用的學風帶到了湖南。
到了宋代，中國經濟重心實現南移，湖湘之地的經濟也有了長足的發展。與此同時，湖南文化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尤其是南宋時期湖湘學派的創立，在當時已享有“湖湘學最盛”的美譽，而經世致用的學風也發展成為湖湘文化的本質特征之一。
湖湘學派的先驅者為胡安國，他以治《春秋》之學而奠定其在宋代理學中的重要地位。他以“康濟時艱”作為自己的治學宗旨，盡畢生之力治《春秋》，其意在經世致用。其子胡宏光大父業，不僅創立了湖湘學派，而且繼承了經世致用的學風。胡宏認為，圣人之道，有體有用，人之為學，就必須“明體達用”、“致知力行”。湖湘學派不僅在平時治學講經世致用，而且非常重視把它落實到為人處世的實踐中。胡安國的道德、行事為其同時代人譽為如嚴冬寒雪中的蒼松翠柏，就是一個顯例。又如，張30歲時即充任其父張浚的幕僚，隨父參加抗金斗爭，“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吳獵、趙方等湖湘學派后起之秀也非常重視學以致用，而且在事功上還卓有成就。吳獵歷任靜江府學教授、校書郎、監察御史等職。開禧元年，南宋宰相韓胄分東、中、西三路發動對金戰爭，史稱“開禧北伐”。吳獵任中路宋兵的統帥，由于他準備周密，指揮若定，中路戰場取得了較大的勝利。趙方也在抗金斗爭中，以非凡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愛國熱忱，建立了赫赫功勛。
宋代湖湘學派提倡的經世致用的學風深刻地影響了以后湖南近千年的學術發展。元明時期的湖南書院主教者們皆以張提出的“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的教育方針為指導。到明中葉嘉靖、萬歷年間，王陽明心學風靡全國，并波及湖南，以季本、羅洪先、張元汴等為代表的王門學者相繼來湖南講學，但值得注意的是，講學湖南的王門學者多能遵循湖湘的經世傳統，這同當時王學末流普遍的“務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實”迥然有異。正因為它與湖湘的經世傳統結合了起來，才使湖湘的王學沒有出現明末王學末流所存在的道德敗壞、學問空疏的陋習。特別是在萬歷中葉以后，作為湖南學術文化中心的岳麓書院在山長吳道行的主持下，繼承宋代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以之教導學生，造就了許多人才，王夫之就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個。王夫之抨擊明末學術界“離行而求知”的治學傾向，提出知行“相資互用”，二者不可分離，而力行才是根本。知而不行，等于無知。這為通經致用的學風提供了哲學上的詮釋。
進入清代中葉，宋明理學由于它自身的僵化而走向全面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乾嘉漢學。一般認為，乾嘉漢學刻意于訓詁、考據等，忽視對現實社會、政治、經濟的研究，但湖南的漢學家們并沒有拋棄經世致用的傳統。譬如被贊為“卓然為一代鴻儒”的王文清，一生治學并不惟以考據為務，其所訂《岳麓書院學箴九首》就要求學生通曉禮樂兵農、時務物理以求致用。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以后，湖湘的學術主流即是經世致用之學。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宣稱“清儒考證之學，盛起于吳皖，而流行于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可以說是湖湘的經世傳統促使湖湘學者能率先起來拋棄漢學。當時的湘學由賀長齡發其端，陶澍、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紛紛響應。賀長齡組織魏源等主持編輯了巨著《皇朝經世文編》，輯錄清朝從順治到道光初年關于政治、刑律、邊防、錢糧、服役、教育和工程等方面的奏折、記述等，此書問世后，風靡全國，“幾于家有其書”。魏源又自著《海國圖志》，亦以致用自期。在道光、同治、光緒三朝之際，清王朝內部面臨著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的沖擊，外部受到西方列強不斷的侵略，呈大廈將傾之勢。當此之際，幫助清王朝支撐搖搖欲墜局面的許多都是湖湘學子，正所謂“中興將相，什九湖湘”。
湖湘文化的經世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代湖南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甲午戰后，變法聲起。當時主政湖南的陳寶箴、江標、黃遵憲等多傾向維新，梁啟超等又在時務學堂傳習西方“致用”之學，于是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維新志士相繼出現。其后，“辛亥革命前船山之說大振，不數年而清室以亡。”而在辛亥革命的風云人物中，湖南居多，其中又以“篤實”“力行”為信條的黃興、蔡鍔等為其杰出代表。到上個世紀初期，湖湘的經世學風又為楊昌濟等學者加以繼承和發揚，并影響到青年毛澤東、蔡和森等。
在今天看來，湖湘文化的經世傳統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在清代末年之前，湖南學者談“經世”、談“致用”、談“力行”，都被局限在政治、倫理的范圍內，并不包括生產活動、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等活動。湖湘學風的這一歷史局限性也正是中國古代儒家文化的歷史局限性。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龔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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