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方面應選擇近期的一些典型案例，認真追究各個環節的用人失察之責，也需要繼續完善有關制度，讓追責更加有法可依，使監督一目了然。

　　中共中央日前發布新規定，修訂2002年頒布的《干部任用條例》，明確規定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時的“七大原則”、“以德為先”，并規定“用人失察追究黨委領導責任”。

　　用人失察理應追責。修訂之前的條例也明確提出，實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制度。而新修訂的條例在此一方面，則增加了更為詳細的內容。不僅列出了各種適用責任追究制度的情況，如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后果的等，而且也進一步明確了應當追究責任的主體，包括黨委（黨組）主要領導成員、有關領導成員、組織（人事）部門和紀檢監察機關有關領導成員等。

　　從制度、條例上進一步明確用人失察的責任，對于優化干部選拔機制，嚴肅黨紀，有積極意義。

　　而公眾之所以關注對用人失察的追責，也是因為近年來官員“帶病提拔”的案例屢見不鮮，而當初賞識提拔他們的“伯樂”鮮見被問責者。遠的不說，去年年底落馬的吉林省舒蘭市原副市長韓迎新，2011年就因違法強拆被輿論關注，但她的仕途非但未受影響，之后還被提拔為常務副市長。去年被查處的原南京市長季建業，2004年被執行死刑的原安徽副省長王懷忠，都是“帶病提拔”的典型。如果對用人失察的追責力度足夠，相信這類奇葩事不會再肆意上演。

　　其實，早在漢代，中國法定的官員選拔制度“察舉制”，就特別規定察舉失實，主官需擔責；北宋徽宗時，首輔蔡京曾改革科舉，推行“八行取士”，同樣規定了察舉失實的追責問題。然而不論漢代或北宋，用人失察問題都很突出，以至于有“察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諷刺民謠流傳。

　　看似條例森嚴的制度，實則門禁稀疏，關鍵在于徒有“失察追責”這一綱領性、概念性的“總體框架”，卻缺乏可操作的失察追責細則。

　　修訂版的《干部任用條例》較2002年版，在用人失察追責方面，有巨大進展。但在細則、量化和責任界定等方面，仍有待詳細說明。比如，如何算失察，失察到何等程度該承擔何等責任，應有更加明確的規范方好切實貫徹執行。

　　另外，就是追責程序的公開、透明，同樣重要。按照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向全國人大提交的報告，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期間，中國國內有近20萬名涉嫌貪腐的官員被調查，其中148931人被定罪，這樣多的貪腐官員走上領導崗位，其中有多少系失察提拔？這些失察者又有幾人被追責？目前這些情況公眾并不了解。

　　從嚴治吏，需要雷厲風行追究用人失察之責。現在，新的條例明確了責任主體，需要有關方面選擇近期的一些典型案例，認真追究各個環節的用人失察之責，告別不痛不癢式追責，一追到底。另一方面，也需要繼續完善有關制度，讓追責更加有法可依，使監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