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戰(zhàn)役的勝利來之不易！紅軍的戰(zhàn)略機遇來得殊為難得！它必須也只能成為下一個勝利的出發(fā)地，而萬不可成為一支隊伍走向傾覆的絕響，一群熱血戰(zhàn)士集體光榮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為己任的隊伍，此時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紅軍，必須盡快地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尤其是在軍事思想、全局觀念和戰(zhàn)役決策等極其重大的問題上，必須擁有比這盞馬燈還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須以真理的目光作出歷史性的選擇！

　　（三）

　　歷史，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選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選擇了毛澤東。史學家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lǐng)導地位。這種觀點，于今已成共識。

　　但是，當我們走進茍壩會議的深處，就會漸漸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必須基于一個辯證、務(wù)實的理念：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xù)，也是遵義會議的收官之作。換言之，遵義會議的精神，在茍壩得到了落實；遵義會議的主張，在茍壩得到了貫徹；遵義會議的選擇，在茍壩得到了更加具體的確認。

　　這是歷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尋味的連環(huán)選擇題。

　　對于宏大的歷史來說，遵義會議無可置疑地成為了黨和紅軍的偉大轉(zhuǎn)折。通過這次會議，產(chǎn)生了新的黨中央負責人；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取消了黨中央領(lǐng)導軍事的最高核心軍事“三人組”。但對于毛澤東本人來說，只是通過遵義會議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沒有明確領(lǐng)導工作。何況，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擊戰(zhàn)也沒打好，以至于本來對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頗有微詞。

　　歷史還在選擇。在2月5日的扎西會議上，常委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站在了軍事指揮的前沿。但是，怎么實施軍事上的“幫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歷史繼續(xù)選擇。3月4日，在鴨溪根據(jù)敵情和紅軍的現(xiàn)狀，中革軍委決定設(shè)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幾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茍壩會議上又被免去這一職務(wù)。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亦猶未悔”。被免了職務(wù)的毛澤東，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長征中身心困頓的毛澤東，那夜無法安睡。他提著馬燈來了！

　　我們無法透過歷史的暗夜去猜度一個人的思緒。走在這條鄉(xiāng)間小路上，毛澤東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復雜？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許，兼而有之。

　　總之，這天晚上，這條路承載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難說這條路的那一端是喜是憂，更遑論這段路同后來的勝利與光榮有著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

　　但有時候，歷史就需要有那幾個應(yīng)有的、必不可少的腳印；有時候，在抵達真理的過程中，必須踏平坎坷，方見風景；有時候，必須走過最漫長、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擁抱勝利的晨曦。

　　（四）

　　歷史湮沒了很多細節(jié)。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們早已無從得知那天晚上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戰(zhàn)況時的神色和情景，只能從后來成為國務(wù)院總理的周恩來口中，約略地親近那個獨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提著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fā)，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家說服了。”

　　時而亂云飛渡，時而大浪淘沙；時而水落石出，時而吹糠見米。歷史如此無情，又如此多情。

　　次日，茍壩會議繼續(xù)進行。會上，周恩來、朱德同紅軍將士們擺情況、講形勢，力陳利弊，張聞天等領(lǐng)導人也從善如流。如此一來，前一天通過的關(guān)于進攻打鼓新場之敵的作戰(zhàn)計劃，徹底翻了盤。接著，會議又恢復了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wù)。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因勢利導，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戰(zhàn)機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的局勢，指出決策指揮上的弊端。

　　戰(zhàn)局果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就在中革軍委發(fā)出《關(guān)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同時，國民黨之滇軍孫渡所部已經(jīng)從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場進發(fā)，川軍郭勛祺部、周渾元部、吳奇?zhèn)ゲ空�虎視眈眈，敵人以八師之眾的兵力正伺機對紅軍形成合圍。

　　而此時，由于作戰(zhàn)計劃的臨時改變，紅軍以靜制動，躲過了堪可滅頂?shù)慕匐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