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4月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西藏拉薩３月１４日發生的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是達賴集團安排的所謂“暴動日”計劃。在對這起暴力事件的持續關注中，英國《泰晤士報》、德國《明鏡》周刊等多家媒體都提到了達賴集團中的“極端勢力”———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紐約時報》4月3日的文章更直接點出了“藏青會”的危險：達賴死后，“藏青會”中更多的好戰組織者以及其他一些組織將轉向暴力，甚至是恐怖主義。“藏青會”到底是個什么樣的組織呢？
西藏“流亡政府”的“藏青會”烙印越來越深
被視為“藏獨”急先鋒的“藏青會”，是流亡藏人社團組織中勢力最大、最極端、最活躍的一支。1970年10月7日，“藏青會”在印度的達蘭薩拉成立，組建者是達賴私人秘書處秘書長詹東·丹增格杰、索南塔吉、丹增德通以及多年擔任達賴特使的嘉日·洛珠堅贊。“藏青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是外界捐款，也包括成員會費。此外，各地“藏青會”分支機構還可通過舉辦慶典活動、文化表演及其他活動籌集資金，分支機構需向“中央執行委員會”交納部分經費，以維持總部運轉。
“藏青會”成立后，迅速在南亞及歐洲流亡藏人多個主要居住區建起分支機構，1974年召開第二次全體大會時有18個地區分會參加。上世紀80年代之后，“藏青會”進入快速繁殖期，如今，它擁有81個分會，成員3萬多名，遍布世界各地流亡藏人居住之處，但集中分布在印度、尼泊爾、不丹、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等地。
“藏青會”是在達賴直接授意下成立的。在成立大會上，達賴和“流亡政府”的主要官員出席會議，并鼓動他們“拿出決心和勇氣”，追求實現“西藏獨立”的目標。達賴想借此打破歷史上形成的地區和教派界限，把外逃的藏族青年組織起來，利用他們對西藏歷史無知而又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特點，使他們成為“實現西藏獨立的支柱”，“站在爭取西藏獨立的前列”。“藏青會”的宗旨就是謀求“體現藏族青年的民族精神，實現西藏獨立”。上世紀80年代起，“藏青會”成員不斷加入“流亡政府”，整個80年代，共有60多個“藏青會”歷屆委員以上的骨干分子在“流亡政府”及其下屬機構擔任要職。90年代達賴集團實行所謂的“民主選舉”噶倫（官員）后，“藏青會”骨干把持了“流亡政府”的許多要職，開始直接參與并經營流亡藏人政治。在第一屆“噶倫政府”的6名噶倫中，沒有一名“藏青會”成員，僅有一名助理噶倫；但到了1993年，“噶倫政府”7名噶倫中有6名來自“藏青會”。
目前，“流亡政府”工作人員80％以上是“藏青會”成員，曾擔任第一屆“藏青會”副主席的桑東，就是現任“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其他如吉尊白馬等都擔任過要職。“藏青會”直接影響著“流亡政府”運作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達賴集團的決策被深深打上了“藏青會”的烙印。
為了日后主導流亡藏人政治，“藏青會”1994年9月2日組建了以其骨干為核心成員的“西藏全國民主黨”。達賴默認“藏青會”建黨，被視為“藏青會”政治地位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此外，“藏青會”長期主張“實行民主選舉”，呼吁在“民主制度”下搞“攝政制”，目的在于控制“流亡政府”。
“藏青會”一貫鼓吹暴力
由于近來“藏青會”暴力活動越來越多，達賴常被各界追問。達賴以“內部實行民主制”借口開脫說自己是一種聲音，而“藏青會”也是其內部組織的一個聲音，采取了事實上的縱容和鼓勵。
“藏青會”成立不久就露出暴力色彩。1974年達賴集團為使不丹成為反攻西藏的陣地，策動了顛覆不丹政府的活動。以達賴集團駐不丹代表拉丁為首的一幫流亡藏人，準備燒毀不丹王宮、暗殺國王時，被不丹警察偵破，28名嫌犯被抓。事后，“藏青會”還組織人員到不丹駐德里使館門前進行絕食活動。1977年1月，“藏青會”組織其會員上街游行，抗議尼泊爾政府，27日，尼泊爾警察逮捕了包括其主席赤列維色在內的7名“藏青會”成員。1985年10月，“藏青會”在第五屆中執委16次會議上，做出了“發動一次大規模藏人與中國人之間對抗的不合作運動的決議”。接著就出現了1987年到1989年的拉薩騷亂。1989年“藏青會”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秘密執委會，決定以武力解決“西藏問題”，并要求全體會員“要重視暴力行動在解決西藏問題上的重要性，在武裝反抗中發揮中堅作用”。
“藏青會”還常與達賴一唱一和，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上世紀80年代達賴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和“斯特拉斯堡建議”后，“藏青會”派其骨干先后到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進行游說，聲稱“30年經驗證明搞和平斗爭無效”，指責“流亡政府”無能，“只是坐、吃、禱告、睡覺，沒有為西藏人民做出什么犧牲”。部分“藏青會”成員揚言“將永遠使用暴力，要用武裝斗爭同漢人拼個你死我活”。他們進行軍事人員培訓，偷運槍械，派遣間諜入境，在印度、尼泊爾和中國交界的戈帕坦開設了向中國境內運送物資和武器的通道，建立了前沿聯絡站、情報站等機構。“藏青會”還頻繁組織和策劃“全民公決”、“和平挺進”、演講會、學術研討會、游行、靜坐，甚至自焚等，誹謗中國在西藏的經濟政策，誣蔑中國“毀滅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極力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
1983年在中央與達賴商談他回國訪問之際，“藏青會”通過決議，請求達賴取消1985年返回西藏的計劃，并要求藏人停止使用中國貨。“藏青會”不斷引誘藏族青年出境，進行滲透破壞。利用國際節日、宗教會議、人權組織活動等，歪曲事實，制造謠言，影響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并破壞中國代表團在國外的行程。他們相繼創辦了《青年論壇》、《獨立》等十多種刊物，宣揚“藏獨”觀點。他們還建立學校，控制和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西藏獨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