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奧運火炬在法國巴黎傳遞時，遭到少數“藏獨”分子的搶奪與破壞，消息傳來不僅舉國震驚，而且舉世震驚。火炬手金晶用自己身體保護奧運圣火的事跡，感動了中國，感動了所有愛好奧林匹克精神的人們。她被贊譽為“輪椅上的天使”、“最美麗的中國女孩”，她用自己勇敢和堅毅的行動，向世界證明了中國人民的堅定步伐不可阻擋。我作為電視機前的觀眾，為金晶的舉動而感動，為我們旅法留學生、旅法華僑華人護衛圣火的大行動而飽含熱淚……
火炬接力巴黎站活動中，少數“藏獨”分子的劣跡，以及西方某些反華分子對北京奧運會的誣蔑、對奧運精神的扭曲引起了公憤，深深地褻瀆了世界人民對真正意義上的正義、人權與和平的詮釋與尊重。
筆者在法國生活了多年，對極少數西方所謂“人權斗士”的虛偽深有體會。他們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抱著偏見并且頑固不化，以一個國家的文化歷史產生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去衡量一切，并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照搬無誤，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凡是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國家，就要遭受他們的嘲諷辱罵甚至“制裁”，可以說這是很可笑的強盜邏輯，這是他們犯的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的錯誤。以新殖民主義的心態來對待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并以此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這是他們犯的立場與行為上的錯誤。這些所謂的“斗士”們，許多人從未到過中國，也未到過其它國家，沒有認真考察與思考，卻動不動就舉起“人權大棒”到處揮舞，其心不正，其行可鄙！
然而，我們沒有忘記，6200萬法國人民在中法文化年舉辦時所表現出的對中國的友誼與熱忱。少數的反華分子，如同梧桐樹上落下的一片秋葉，只代表衰落的無奈，代表不了法蘭西。中法人民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在此，筆者可舉出不少熟悉的例子。
法國作家布里塞撰寫了一本紀實體小說———《圓明園大劫難》，詳盡描述了1860年英法聯軍對中國文化的那場浩劫所負有的罪行及歷史責任。布里塞以一個法國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良心重新審視了這段歷史。該書去年經《歐洲時報》推薦在中國出版，受到歡迎，并榮獲了中國出版界的優秀獎。一個法國人能做到這樣，不正說明了他看待中國的客觀冷靜態度？
《歐洲時報》自從成立以來，都是在加隆兄弟印刷廠印發我們的報紙。說來也巧，加隆兄弟的父親與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幫助吳玉章先生印刷《抗敵報》，用堅定的行動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到現在，加隆先生一家人還珍藏著當年印刷廠里中國革命者和法國工人一起工作的照片，珍藏著當時制作鉛字的母版。在中法文化年期間，他們把部分鉛字作為禮品贈送給了到訪的中國領導人。可以說，這樣的禮品記錄著中法友誼的輝煌，我們是不能忘記的。更讓人感動的是，加隆先生的兒子們又繼承了父業，繼續印刷華文報紙。子孫三代的友誼我們怎么可能忘記！
另一個故事同樣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當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踐踏巴黎的時候，當時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工作的李石曾先生的秘書錢直向先生，就親口對筆者講述過他救助一位法國游擊隊員的往事。當一位被追捕的法國游擊隊員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這位戰士藏匿起來，并與他成為朋友，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們在法國傳媒界也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位叫阿蘭·沙斯塔尼奧爾的朋友，在積極促進《歐洲時報》與法國最大的《巴黎競賽周刊》合作出版了七期中國專刊之后，現在又與中國新聞社的朋友合作出版介紹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雜志。他是一名法國人，他有他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但他愿意敞開胸懷了解中國、介紹中國、尊重中國，像他這樣的人，我們每個華僑華人身邊還有許多，他們中間有畫家、醫生、教師、商人……他們才是法蘭西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們和我們一樣熱愛和平，熱愛生活，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們看問題的主流。
歷史也記得，上海人民在二戰中無私地救助過來自歐洲的猶太人；歷史也記得，一位名叫約翰·拉貝的德國人救助被日本侵略軍屠殺的南京人的傳奇人生。我們是世界的同類，我們并肩面對邪惡與戰爭。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權與平等。
在迎接奧運這個全世界的盛大節日的時刻，我們牢記這份友誼就是牢記我們力量的源泉。友誼應當是相互的，是真誠的，是牢不可破的！
今天，我們確實被那些破壞分子激怒了，但在氣憤之余，我們有更多的冷靜與思考。我們不能以最可珍貴的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為代價，讓那些躲在黑暗中的嘴臉暗笑。他們的目的不只是干涉中國的內政，還希望破壞中國人民與法國人民的傳統友誼，破壞我們與歐洲人民的友好情誼。
一件壞事也會變成好事。那就是我們會團結得更緊密，我們的奧運會會辦得更出色、更精彩。中國人有個特點，那就是從不懼怕困難，從不向強權低頭。我們的凝聚會轉化為巨大的能量。我們有千千萬萬個金晶，含著微笑為朋友們打開一扇披彩的中國門。一扇向世界開啟，向和諧開啟，向和平開啟，向自信、自尊、自強開啟，向我們的子孫后代開啟的光明的大門，正激動著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楊詠桔 作者為《歐洲時報》社長）
